西洋参是如何发现的

　　长期以来，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没有哪一种药材比人参更珍贵了。早在汉朝，人们就已将人参列为药物中的上品，认为人参能“补五脏、安神、定魄、镇惊、祛邪……久服轻身延年。”当时对人参的功效，已达到迷信的地步。

　　但在欧洲，知道中国有人参的已是17世纪中叶了。1613年来华的葡萄牙传教士曾德昭，在其所著的《中华帝国制》一书中第一次提到中国的人参。后来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法国传教士李明、荷兰医生凯佩菲等人都介绍了中国的人参。需要说明的是，因为这些人没有去过人参的产地考察过，因此他们书中所记的中国人参的产地与植物形态，不免有误，但他们的介绍使西方人对中国出产的“万能神药”——人参，有了初步了解。

　　1701年，法国传教士杜德美来到中国，他奉康熙皇帝之命，参加了清朝全国范围内的大地测量。1709年，他来到长白山一带，有机会接触到正宗的人参，并亲自服用，对于它的功效有了直接的体验。1711年，他把所见所闻详细记录下来，并描绘了一幅人参图，寄往法国耶稣会和英国皇家学会，分别刊载在《耶稣会士通信集》（耶稣会士相当于传教士）与《哲学汇刊》上，引起了欧洲人的极大兴趣。

　　在这封信中，杜德美详细描述了人参的植物形态、生长环境、分布区域，以及收获、保存的方法。杜德美信的价值不仅在于他描述的科学性，而且他由此推断，中国或许不是唯一产人参的地方，和长白山纬度相近、地理环境相似的加拿大北纬39至47度之间的魁北克一带，也可能长有人参。

　　事隔4年，这一推断竟然得到了证实。

　　1715年，法国传教士拉费陶（也译作拉菲太）到达加拿大魁北克一带，在此之前，他就阅读过杜德美发表在《耶稣会士通信集》中的关于人参的长信，因此，到魁北克后，他出于兴趣，对人参特别留意。但是，开头几天的寻找一无所获，之后，在当地土著印第安人的帮助下，终于发现了杜氏信中描述的形态一样的人参——西洋参。拉费陶极为喜悦，把他的发现经过一一记录下来，经送法国巴黎植物学家鉴定认为同属五加科植物，但不同种，为与中国人参相区别，因采自大西洋沿岸丛林中，而称“西洋参”。1718年，他宣布了这项发现。

　　杜德美的人参通信与拉费陶的西洋参发现，使欧洲人颇为惊喜。18世纪30年代，有位弗吉尼亚人曾这样评论人参：“自从生命之树受到特意保护以来，地球从没有生产出像人参那样与人为善的好植物来。”这代表了当时一部分人的看法。

　　西洋参发现后，在当地无用途和销路，于是他们将采到的西洋参送到中国当时的清太医院鉴定试用。大约清康熙30年（公元1690年），正值康熙皇帝为表示对其满清祖先发祥地的尊敬，曾于此期间下令禁止在长白山地区砍伐森林，不准动一草一木，违者轻充军，重处死。几年的时间，关内广大地区因断绝参源，呈现人参供应紧张，在此历史背景下，先是朝鲜高丽参（与中国人参相似），继而生于日本北海道的东洋参销售到中国。此时正好加拿大人送来西洋参，清太医院御医们集体研定了西洋参的性味归经之功能。在此期间，西洋参作为一种能获大利的商品，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国，西洋参成为维系加拿大与中国贸易关系的纽带。沿海广州一带，则成为西洋参输入的集散地。文：叶水泉

（1m1m责任编辑：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