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房中术对中国普通人来说是极其陌生的，这些年书籍刊物对它时有地涉及说明，如今中国的街头地摊却是出现了一些版本不明的《素女经》之类，算是两干年前民间流传的东西又回到了民间。

　　清朝未年，大批西方人进入中国。在他们眼中，中国人的性是不健康的，因为中国人一直对性讳莫如深，女性居藏深闺，男女授受不亲，特别是那中上层人的“假正经”给西方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而当荷兰学者高罗佩的《中国古代房内考》面世后，西方人齐声惊叹中国古代性文化的发达；同样是这本书，它的中文译本在80年代又引起了中国人自己的惊叹。这是华夏文明源远流长的又一个明证。

　　古罗马的奥维德所写的《爱经》成书于公元前后，印度的《爱经》成书于公元一世纪以后，而此时的中国却正流传着成熟而定型的“房中七经”，湖南长沙马王堆帛书出士，证明了这些房中思想早在战国时期就已形成。中国古代性文化不但发达，而且相比较基督教文化的性观念而言。它显得更加合乎人性。当中世纪的西方人将性视为罪恶时。中国的房中术却将它视为“天下至道”；当西方人将女性视为生育工具时，房中术却充分注意到男女的性和谐：仅仅在满清入主中原之后，中国才进入了极端保守的时期。

　　古代中国流传下来的文化思想，往往包涵着朴素却令人惊叹的大智慧，性文化也是不例外。将阴阳学说与性联系在一起（或者就是由对性的体悟而产生了阴阳学说），提出了“阴阳互生”，“男女相成”，就从大原则上合平了现代性学观念。马王堆帛出土的书中说，人生来就会呼吸与睡眠，但房中术却要学习才能掌握。

　　这与现代的观点又相吻合，而今天仍有人认为“性是本能”，“生来就会”，由此可知古代房中术思想的高明之处。

　　但是，用今人的眼光看，房中术和其他古代“方技”一样，缺乏严谨的系统性、处妙表现着“直观外推论”的倾向，又蒙着一层神秘色彩，而且，总是倾向于复古而不长于创新，与科学的发展观背道而驰，结果与马王堆两千年前的房中典籍与明代的《素女妙论》相比，其宗旨基本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