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政府定大学教程的时候，就把中医排斥出教育系统之外。

　　1929年，南京政府通过了一个《废止中医案》，从行政上废除中医，理由是中医不科学。在南京国民政府卫生部召开的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议上，余云岫干脆正式提出“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就是说，不限于非议，而是要在体制上废除中医。此案引发全国论战，也逼迫中医团结起来“救亡图存”。结果，余案通过了却没有被执行。但是，从此中医(“国医”)就带上了“旧医”的帽子，而国民党时代的医生注册条列，规定中医只能注册为“医士”，只有西医才能注册为“医师”。

　　到了1935年，《中华医学》杂志的总编于英秀就提出了“废医存药论”，要废中医的诊疗思想，废阴阳五行，三部九侯。

　　当时，“西医＝科学与先进，中医＝愚昧和落伍”，差不多成了不少中国知识分子的看法。　　

　　建国初期，在毛泽东的大力支持下，中医受到重视，“中西医相结合”的观点也在这一时期被提出。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的中医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一直到2003年非典期间，原卫生部中医司司长、89岁抗日老战士、老中医吕炳奎写信给胡锦涛总书记，表明中医药学是中华民族、中国文化的宝贵遗产，是一流传了数千年未中断的、至今仍在发挥作用的学科。它又是一活文物，中医药学没有因为它的古老而在现今丧失治病的功能和疗效，因为它是在中国哲学方法指导下创立的学科，具有超时代的内涵。然而现在中医被西医统治了53年，有西医消灭中医的倾向，呼吁拯救中医，并把中医用到治理非典中去。结果显示，中医在治理非典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然而前不久，突然又出现了张功耀等发起的“取消中医”的网上签名活动，一时迷惑又蒙国人眼……

　　综观这些争议，焦点主要集中在这几个问题上：一是疗效问题；二是如何来检验是否有疗效的问题；三是对中医理论的争论。

　　支持中医有绝对疗效甚至是神效的，往往会拿出很多实际诊例来论证自己的观点，他们争锋的利刃往往是他们的一个个个案。而否定中医疗效的，往往用误诊等案例来支持他们的观点。

　　对于疗效的确认，支持者看到的是西医无法治好而改由中医治好的事例；而反对者则认为那都是先后或同时服用西药、暗示心理作用、疾病自愈的结果。

　　另外，中医有一套自成体系的理论，反对者认为看不懂，或从别的方面加以批判。比如批判中医的阴阳五行理论；而支持者则批判西医“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支持中医懂体系联系的观点，批判西医治标不治本，支持中医标本兼治的观点等等。

　　关于中医药处方极强的“个性化”、是否有“可重复性”以及副作用等，都是争论的焦点。

　　中医之争背后的实质

　　中医之争一方面是学理的学术争论，另一方面更多地体现了人们对待科学、真理、文化的态度。

　　中医之战，透露出了这样一些大是大非的论战本质：

　　其一、我们对待人、事是以事实说话还是以主观意愿说话？

　　我们人类的习性，大部分人是愿意以事实说话的，但是以主观理论来代替论据参与战斗的人也往往很多。中医之争以及其他类似争论中这种情况往往很多，他们往往先是不假思索地大叫：“我不相信！”然后根据自己头脑里固有的理念来论战。一般来说，就理论而理论来论战，往往会形成一种“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混战局面，甚至连中间裁判也无法判断真伪。而支持观点的，往往是事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

　　纵观此次关于中医的争论，笔者也看到这样一个现象—许多人都根据自己的主观意愿参与争论，甚至“以漫骂来代替战斗”，正反双方所摆事实很少。中医是否好坏，显然要以事实来决断的。“摆事实，讲道理”的“实证方法”应该是我们对待问题的正确方法。

　　其二、我们是用“以偏概全”的事实来说话还是以整体事实来说话？

　　中医之争透露出这么一个现象：许多人爱用“以偏概全”的事实来说话而不是以整体事实来说话。特别明显的是中科院院士何祚庥否定中医的案例就是其父亲曾被中医误诊。但他却不以自己接受中医治疗的例子—“我七八岁的时候，一次胳膊脱臼，找中医看。上海蓝十字会的医生抓住我的两只手一抖动，就接好不疼了。我的一个舅舅是西医，他说这是中医的长处，这种手法西医没有，应该向中医学习。解放以后，我的手上长瘊子，花了三四分钱到中药铺买鸦胆子，碾碎了敷在手上一两天就好了。”—来颂扬中医，并断言“中医90%是糟粕，10%是精华”，事实何在呢？还有一些人说的都是从成千上万个例子中挑某个偶然事例来印证自己的观点，这是科学的态度吗？科学精神是指批判、实践、诚实的精神，说那些话的人具备这些精神吗？

　　其三、对一个问题发表观点是应该在深入调查研究以后还是仅凭身份和地位就可以随便说话？

　　一般人都会认为应该是前者。但是中医之争中却透露了这么一个事实：很多人常常用身份地位的权威来代替学术真理上的权威！对一个问题没有研究却随意发表哗众取宠的言论，这种现象非常普遍，就像一个研究物理但可能对农业的研究还不如一个农民的所谓权威，也可以随意发表对于农业的结论性观点一样。正如著名科学家牛顿研究星相学遭到同事讥讽时，牛顿反唇相讥：“是的！但是我们之间所不同的是我研究了它，而你却没有！”最近凤凰卫视组织了一场关于易经是“中华文化的源头活水”(中国社科院对易经的定位)还是“封建迷信”的辩论节目，正方是资深研究者，而反方是对于易经没有多少研究的几个院士。当主持人和正方多次诘问反方是否看过这方面的书时，反方最后不得不悻悻地回答：“看的很少！”“知道得不多！”于是正方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既然你们了解很少，就请你们不要随便说话！”对于随便诋毁中医的某些“斗士”、“权威”、“万能院士”，或许这句话也同样有用。要真是一个合格的学者，就应该对本专业多做些研究，少对其他知识体系指手画脚。

　　其四、我们对于人或事是根据某种需要说话还是尊重事实说话？

　　在中医论战中，最明显的是胡适，他曾被中医治好过病，但是为了民族文化全盘西化的需要，他“毅然决然”地“大义灭亲”，自己转身反对中医！

　　其五、我们是否承认判断事物存在立场、角度问题？

　　瞎子摸象的寓言很形象地说明了每个人由于立场、角度不同，对同样的人或事会形成不同的看法。

　　正因为这种立场、角度、经历、阅历等的差异，使得人类与生俱来就或多或少地带着某些偏见。我们在看一个问题时，或许跳出自己固有的圈子，站在第三者的客观角度来看，会更公正一些。对待中医或其他学科也是同样，少一些门户之争，多一些兼收并蓄；少一些西医派、中医派、学院派、江湖派之争，多一点为我所用的包容和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