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前后，当全国人民忙着抗击雪灾时，香港娱乐明星们的私生活不雅照片曝光网络，引发了颠倒众生的“艳照门事件”。 正月初三晚，由于发源地香港的警察控制地很严，当地网站已经根本不准许上传和浏览那些不雅照，结果是香港网民蜂拥至天涯来寻“宝”，造访天涯的人数增长了一倍，“娱乐八卦”的流量最高时达到了平常的8倍。

　　很显然，“艳照门”之所以能在众多的网络事件中独领风骚，除了网友的窥私欲外，还与他刺中了时代要穴有关，这一“要穴”就是中国现代性伦理的兴起。所谓中国现代性伦理，说白了就是“我的身体我作主”！这一原则套之于 “艳照门”事件，就集中的表现为隐私权的争论。

　　当某些网友指责这些明星荒淫放荡的行为时，任不寐先生站出来为阿矫辩护。他认为，“不涉及第三者利益，人就有做一切事的自由”，“由于中国“莫非王土”、“德配天地”、“谣言”及“家天下”等文化传统，隐私权作为一种现代性的人权，在这里是得不到广泛尊重的。特别悖谬的是，在一个尚未终结宪法关于言论自由的粉饰性条款之前，隐私权又在“争取言论自由”的运动成为牺牲品。这有学术上的先天不足，也包含着某种机会主义成分。中国文化界关于隐私权和言论自由权的讨论，基本上照搬了美国最高法院1964年关于沙利文案件的解释模式。总体上说，美国的自由模式是偏向言论自由权的。这种抄袭导致了严重的后果”，毫无疑问，任不寐先生的这一辩护，展示了汉语思想界罕见的过硬素质，这种努力让人肃然起敬！ 在一个权利边界尚不稳固的过渡社会中，对权利强调多一点应该是明智的。但是，隐私权的成立不等于对一切道德评判的豁免。根据当今国际惯例，有两种人的隐私权受到限制，公众传媒拥有较大的曝光权。一是政府官员的隐私如果与社会公共利益或政治生活发生矛盾，就不再受隐私权的保护，成为传媒报道不可回避的内容；二是公众人物（如著名学者、科学家、作家、艺术家、歌影星、体育明星等）的隐私如果为公众感兴趣或与其成就有密切关系，就不再受隐私权的保护，公众传媒就可以报道。

　　我们姑且不说在我国的法律中，现在尚未有与“公众人物”相关的法律原则，更为关键的是，作为公众人物的娱乐明星经常是靠出卖隐私来挣钱谋利的，比如出版什么写真集，公布自己的恋爱经历，制造情变来吊粉丝的胃口，吸引眼球等等。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当今中国，艺人不仅靠演技获得观众追捧，获取市场价值，更多的是靠自己的形象：面子。面子既是审美形象，也包括道德形象，一个艺人面子有多大，市场价值也会有多大。所以，秋风先生在《艳照门中的自由与道德》一文中指出：“他们比那些虚妄的理论家更清楚，他们是要依靠别人、依靠现在谴责他们的大众维持生计的，他们需要粉丝，需要听众，因而需要脸面。他们必须面对他人，接受他人对自己行为的评价，包括大众对那些本来不想公示于人的行为的评价。一旦承认每个人不是自然状态中孤立的原子化的个体，而是一种社会性存在，那就自然会出现社会，有社会，就有道德”。因此，“艳照门事件”却从另一面揭示了中国现代性伦理的某种困境：面子有多大，责任就有多大，受到的伤害也会有多大，这与隐私无关，却与道德自律相关。